從樂聲中，留下一些時代印痕
── 談《和平頌》、《黃河大合唱》演出

文：查太元（臺灣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，原版《黃河大合唱》總譜校訂者）
 
2015年是抗戰勝利七十週年，無論是來自政權的授意，或是民間自發組織，相關文藝展演在華人世界，從未少見。其中，《黃河大合唱》作為抗戰時期大型音樂作品代表，又逢作曲家冼星海冥誕一百一十週年，也成為這道命題作文的「必備經典款」，頻繁上演。但是，無論以什麼心態籌辦類似演出，總被人先入為主地貼上政治標籤，並且高舉「藝術不該被政治干預」大旗，意識形態先行地多加批評……
 
西洋文藝，建構在宗教信仰上，為歌頌天主而生。可中國自古以來，沒有明確且單一的宗教傳統，於是讚美政權、以政治作為依靠，成為中國文藝發展的主軸，《禮記‧樂記》是這條主軸長河的源頭，「王者功成作樂，治定制禮」，成為中國古今許多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思維；「治世之音，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」，也揭示文藝與社會的關聯。孫文說：「政治乃眾人之事」，這些被人們過度詮釋的所謂「政治」，就是人民、社會的發展歷程，恰恰是這些被政治「干預」的諸多文藝作品，記載人們走過的道路，並使各時期的作曲家，試圖以聲音為時代製造印痕。
 
1939年春，詩人光未然書撰長詩《黃河吟》，冼氏以六天寫就《黃河大合唱》簡譜初稿，由抗演三隊於延安首演，雖然觀眾反應熱烈，但冼氏並未滿足，1941年旅居莫斯科期間，完成交響大合唱改編稿，卻因手稿配器風格特殊，並有筆誤，塵封七十四年後才有機會首演。今年五月在上海演出的冼星海作品專場，復原原版《黃河》及諸多藝術歌曲的面貌，才令世人瞭解到，原來冼星海是一名深受法國浪漫主義影響的現代樂派作曲家！
 
陰錯陽差，後人並未能立即識別冼星海留下的音樂思維，於是在冼星海死後的三十年內，出現陳田鶴、李煥之、瞿維等人所作的《黃河》改編版，以及當今最為流行、普遍上演的中央樂團演出版（香港中樂團將演奏的《黃河》，即是此版本的中樂移植版）。如今，《黃河》已是一部奇妙的作品：史實卻有其作，始終未聞原聲，後人嫁接移植，勾勒歷史想像。無論如何，不同的《黃河》版本，也體現出各個時期人們對於該作品及特定時代的敘述詮釋。
 
時間推移至當代。趙季平是中樂作曲大家，作品細緻柔美，善創抒情旋律，深具民族風韻。趙氏歷時三年，完成可能是首部以中樂方式表達「南京大屠殺」的大型作品──《和平頌》，則展現趙氏多面貌的創作才華。全曲徵引江南民謠《茉莉花》為要素，卻不落俗套，發展得宜，未有生搬硬套之感。散落在開篇及結尾的強音總奏，有力地予聽者帶來時代的暗示。〈江怒〉一章，弓弦樂器的賦格，技術上頗具創意，原來胡琴音色也能傳達這麼規整的音樂語彙。最末〈和平頌〉一章，加入童聲、混聲合唱，雖不確定這是否受「大合唱」傳統影響，但以無歌詞人聲朗鳴配樂的方式表現，音樂顯得自由奔放，不致被文學修辭侷限，留予聽者更多思考空間。總的來說，在一片宏揚主旋律的環境下，趙氏所作《和平頌》，提供不一樣的表現方式，一切回歸音樂，不再是功能和聲伴奏與教條空洞口號。
 
朋友，脫離政治光譜吧！耐下性子聆聽音樂，既瞭解人們是怎麼描繪過去，也試試能否被藝術家們的想像引導，進入到那確實黑暗、悲慘的時空當中，真正從不同面向反省各時期歷史，進而理解、成長、前進。
 

人聲樂隊大氣場

周凡夫

這場樂季揭幕音樂會的三首樂曲，包括產生於抗日救亡時期，冼星海與光未然的《黃河大合唱》、趙季平於 2004 年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60 周年、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68 周年而寫的《和平頌》，及紀念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暨新樂季開幕音樂會委約陳能濟與陳鈞潤創作的《和平禮讚》，相同的不僅都是內容緊扣著近現代中國面對亡國抗戰的史實，而且都是大型交響化的樂隊結合人聲大合唱形式的作品。
 
其實，西方巴洛克時期不少大型宗教音樂，如彌撒曲、受難曲、清唱劇，都是採用人聲結合樂隊的方式，到貝多芬第九《合唱交響曲》，更是音樂史上將獨唱、合唱結合交響曲的里程碑式成功作品，內容上則擺脫了宗教信仰的崇高意念，轉而是世界大同，天下一家的高陳義內容；貝多芬以後，這種人聲與樂隊結合的作品便更多，成功例子更是不少，馬勒的第八《千人交響曲》、《大地之歌》更將規模推上高峰，二十世紀卡爾‧柯夫（Carl Orff）的《布朗寺院之歌》，亦是一個成功例子。
 
毫無疑問，人聲與樂隊結合，將音樂的表現力，和音樂的內容作出更大的擴張，也就得以表現更宏大、更深刻，和陳義更高的內容，音樂的氣場亦得以作更大的提升，讓人的感受亦更為深刻。
 
當然，要達到這種效果，關鍵仍在於作曲家與作詞家在創作時，能夠將人聲與樂隊作出恰當有效果的融合；而同樣重要的是，作為一部大型作品，要發揮大氣場，能將樂曲推上一個昇華的高潮，更要講求適當的佈局。《黃河大合唱》能歷經七十多年的歲月考驗，從早期硝風血雨般的粗獷風格，慢慢演變成追求藝術美聲的琢磨成果，曲中的民族精神，仍能發揮激動人心的強烈效果，亦在於人聲與樂隊的成功結合，和洽當的佈局，能一起一伏地，一浪高過一浪地將觀眾的情緒調動起來，隨著樂曲而不斷推高，最終進入宏大激動人心的高潮結束。
 
趙季平的《和平頌》當年（2004 年 5 月 1 日）在南京首演時，筆者躬逢盛事，同樣感受得到這種人聲與樂隊結合，於富有深意的佈局下，能將氣場不斷擴大的昇華效果。不過，《黃河大合唱》喊出的是中華民族的救亡呼聲，《和平頌》和今晚首演的《和平禮讚》，卻是全人類的心聲，陳義更高，氣場更大！至於這首新作品能否同樣在佈局設計上，營造出這種大氣場，那仍有待大家一起來見證。但無論如何，這類大型人聲加上樂隊作品演出，能成功地將人的感情昇華進入一個新的境界，除要為演出者鼓掌外，作曲家、作詞家仍應分享過半的掌聲！